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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外国文学译著出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2)

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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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胜在出版丛书,鲁迅、茅盾主持的《译文丛书》以及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文学丛刊》等在出版社成立当年就被

4.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胜在出版丛书,鲁迅、茅盾主持的《译文丛书》以及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文学丛刊》等在出版社成立当年就被隆重推出。其中《文学丛刊》既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力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大型丛书之展示。钱谷融评价巴金主编的《文化丛刊》:“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和出版史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6]151

自1935年开始,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世界文库》,这被当时的报刊认为是“1935年文坛的伟大工作”。[6]152朱光潜当年认为,多年以来的翻译事业发展存在分散用力、翻译视角经常性偏移、翻译材料选择比较散乱等问题,不利于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形成正确认识、进行深入理解,而《世界文库》这部丛书在现代翻译事业中当属第一个计划明确、系统完整的著作,因此应给予这一丛书充分期望与赞助。[6]152当时参与编译这部大型丛书的诗人和翻译家有100余人,他们先后翻译了俄、法、美、英、德、意等国的大量诗作。

5.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的出版特色在于散文翻译出版。1949年前,它共出版各类文学书籍359种,其中翻译文学书籍有146种,占41%;涉及15个国家,其中以苏俄文学书籍最多,共有42种,占29%;此外,还有丹麦、希腊、匈牙利等小语种国家文学书籍28种,约占20%。[2]235在体裁上,开明书店更加重视散文翻译,其出版数量是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总数的两倍左右,比全国平均值高出70%。[2]236这对当时的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响

民国时期的大小出版机构借外国文学译著出版之契机,引进新知识,从不同侧重点传播新思想、宣扬新文化、表达新价值,形塑和导引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从文学观念、作家、读者等几个角度看,其影响可概括为革新文体、创作拓新、视野扩展等三个方面。

1.革新文体

民国时期外国文学译著出版带来的影响首先是文学体裁上的革新。有学者认为随着20世纪出现的艺术形式(文体)大变革,中国古典的诗、词、文逐渐丧失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曾经辉煌的高地被攻陷,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的体裁和文体,如话剧、报告文学、散文诗与现代小说等。[7]

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推动新文学运动把小说、戏剧提升为文学的重要形式。外国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发展和成熟直接得益于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以中国现代文学戏剧大家田汉为例,他翻译并出版了多部戏剧作品,如:日本菊池宽的《日本现代剧选》第1集(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日本现代剧三种》(上海东南书店1928年版),秋田雨雀的《围着棺材的人们》(上海金屋书店1929年版),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檀泰琪儿之死》(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版)等。[5]293因此,他的戏剧革新融入了许多外来文学的特质和现实因素。

同时,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为新文化运动参照外国文体改造中国旧文体提供了丰富的范本。茅盾曾说,外国诗歌翻译对我国诗歌的革新起到了感发作用。外国翻译诗歌的引入对我国诗坛乃至文坛产生了积极影响[8],丰富了我国的诗歌译介品种和样式,助推中国现代文学一批新兴诗歌的诞生。

2.创作拓新

民国时期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对本土作家的影响显而易见,全方位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建设。本土作家从这些文学译著中借鉴人的觉醒、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等这些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主题和思想。

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外国文学的滋养,很多译者既是翻译家,也是作家、诗人,其参与的译介工作同时为他们提供了较大的成长空间。如田汉、李劼人、施蛰存、郭沫若、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纷纷参与中华书局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群体中的耀眼“明珠”。李劼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翻译出版了7部法国文学著作,如《包法利夫人》等。《包法利夫人》先后由中华书局和重庆作家书屋出版,当时的书名为“马丹波娃利”。1935年起,他连续创作出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雨前》《死水微澜》《大波》。其中《死水微澜》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代表了李劼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刘再复先生甚至将这部作品称作“中国的《包法利夫人》”。

3.视野扩展

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可以让读者领略异域文学风情,增加新知,拓展视野,从而成为读者获得基本知识的一个便捷途径,比如商务出版局的“东方文库”(1923—1924)、“万有文库”(1929—1934)以及生活书店的《世界文库》。郑振铎在《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中指出:“文学名著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所以世界文学名著的介绍和诵读,乃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最大的任务(或权利)和愉快。”[9]开明书店1927年起开始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则对当时的孩子们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陈伯吹先生说:“徐调孚译的《木偶奇遇记》与顾均正译的《风先生和雨太太》,在孩子们队伍里传诵一时,历久勿衰。”[10]14-15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311/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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