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3)

不仅中西文学有通约性，中西文学理论也存在着通约性，亦即“南学北学，道术未裂”[9]序。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文学创作家还是理论批评家，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诗学理论问题”[10]1，都在探讨文心和诗艺，即都在探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正如汪洪章所言，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流派众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派，“文心”派与“雕龙”派。前者注重探寻文学意义，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属于“文心”派，后者注重对文学的形式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属于“雕龙”派[10]12。由此可以断言，不仅中西文学有着很大程度的同质性，中西文论也有着较大程度的同质性，这不仅为各自的文学以彼此的文学理论交互阐释提供了可能，也激发人们尝试创建一种“共同诗学”或曰“世界性的文学理论”[11]3-6。建立“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因为太过艰巨或许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景，但这无疑昭示中西文学以中西文学理论交互研究的广阔空间，中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自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运用前景。

在运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方面，中国古代文论无疑是目前开展得最多的，也是最被寄予厚望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不可通约[12]116-118，但研究发现，不仅深受西方诗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有通约性，中国的近代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也有通约性。虽然中西地域有别，民族有别，文化也有别，但正如钱钟书所言，“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13]50，中西方还有很多共同或共通之处，中西文学如此，中西文论也如此。顾祖钊研究发现，中西文论在哲理之思、历史承载和情感所系上有着很大的通约性[14]168-170。香港学者黄维樑将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分别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阿伯拉姆斯的《镜与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相比较，发现《文心雕龙》视野比《诗学》广阔得多，阿伯拉姆斯的四种理论《文心雕龙》都有，与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相比，《文心雕龙》也毫不逊色，虽然《文学理论》中有的，《文心雕龙》中可能没有，但《文心雕龙》探讨的，《文学理论》也未必有。黄先生还发现《文心雕龙》常常有某片段、某个句子和当代西方某个文学理论相印证，如西方的读者反应论、解构主义、原型理论及小说叙述模式等在《文心雕龙》中都能找到心同理同、彼此契合之处，难怪他惊呼《文心雕龙》是国宝，应“更好地利用它”，“把它发扬光大”[15]48-53。

中西文论具有通约性是学理使然，这是因为，虽然中西文论是在不同的地域、民族与文化的文学现实基础上形成的，但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一般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理所当然应有较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应能说明中国古今文学的各种现象，同样应能说明世界古今文学的各种现象，否则它就终止其‘文学理论’的资格”[16]8。由此说来，无论中国的古代文论，还是中国的近代文论，抑或中国的现当代文论都是可以用来研究外国文学的，但须有一前提，要理论合用，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切勿生搬硬套，更不可断章取义，削足适履。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国视角展望

虽然中国现在还落后于西方，但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所言，“大约14—16世纪之前，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文明非但不比欧洲文明逊色，反而还要先进得多”[17]2。正因为中国曾有过的辉煌文明史和对世界的特殊贡献，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受西方推崇：“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作出过自己的巨大贡献，以至于今天的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华夏古老文化的成分”[17]2。其实，何止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中国文化的成分，东方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何尝不是如此？正因为此，现当代域外文学也就难免蕴藉中国文化成分，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现当代外国文学自然也不会枉费工夫，而是有的放矢，会颇有收获。

史景迁认为，在中西方文化关系史上有两个时期，即所谓的“文化类同”期和“文化利用”期。他发现在17世纪之前中西方文化各自发展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以中西文学作品为例考察了同时代作品的相似性，而自17世纪之后虽中西交流更加频繁中西文化却分道扬镳各自分化，中西文化开始进入互相利用期，中国文化成为西方解决自身问题之器，为西方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某种出路或退路：“对于那些身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18]145。虽然西方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19世纪末尼采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宣告了西方的信仰危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则宣判了西方文明必将衰败的历史宿命，西方的思想界开始将目光移向东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便被视作为西方纠偏除弊的良方。自20世纪开始，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又开始多起来，“西方试图对中国的‘研究’来表达西方民族的迷惘，以期‘利用中国’服务于西方”[19]42。于是，中国的儒释道便成了西方思想界包括文学界关注的对象，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再次进入到了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知识界视线并被吸纳入西方的思想与文化著述中，包括西方的文学中，这一时期西方文学负载着一定分量的中国文化元素，而且由于西方现当代知识界，包括文学界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东方国家思想界，包括文学界也深受影响，中国文化成分在过去的东方文学中有分布，此时不会也没有缺席。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还有待深耕细梳，有的还未曾拓垦，从中国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无疑预示着此研究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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