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4)

研究域外文学时留意其中是否含有中国文化元素，或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不仅适用于过去与现在，也同样适用于我国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的文化影响力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上升也在上升，世界正在向东看，尤其是看向中国。可以预见，未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可能会更多，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会有更多的余地、更大的作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应积极挖掘外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资源，以中国文化关照外国文学，从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贡献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

相较于中国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力，中国文学的域外影响力逊色不少，中国文学理论的域外影响力则更小，因而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推向世界要困难得多，但路途虽长而艰，却是应该做，也是值得做的。

既然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是合理可行的，为什么不仅在海外以中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的成果很少，在国内成果也有限？这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还有认识问题，更有实践问题。

中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舞台鲜有身影有历史原因。中国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力日渐式微，西学日盛，大量的西方著述，包括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纷至沓来，中国文论的声音微弱不堪，建国后又长期受苏联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又开始大量译介引入欧美文学理论，造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言必西方文论的局面。正如张首映所言，“中国20世纪几乎没有完全不受西方文论影响的文论教授，几乎没有完全不受西方20世纪文论影响的文论研究名著”[20]31，于是，不仅在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界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在当今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基本上唯西方文论是从，缺少真正的中国声音与中国立场。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总体上呈现的以西格西的研究现实，有人们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缺少中国文论实践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相较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系统性不够强，也缺少完整性，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述也很少(《文心雕龙》除外)，因而对于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既有是否适合这样的自信心不足问题，也有因中西文学和文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产生了畏难情绪而满足于拿来主义的问题。面对文学理论严重的“失语症”，中国学界提出了各种主张，但经分析梳理不外乎三种，一是主张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改造，二是主张将西方文论中国化成为中国文论的一部分，三是主张中西古今融合创建中国新的文学理论。

由于古今之别，中西之别，无论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的需要，也就是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甚至是古今中外融合创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既要敢于从中国已有的文学理论中生发出新的文学理论，也要敢于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中国化改造创新。西方文论经过选择、吸收之后进行转化与创新，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努力做到以我为主，即以中国元素为主，这样经过充分中国化的西方文论就变成了中国文论的一部分。同时，还要根据文学现实和文学理论研究敢于创建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建设固然重要，但改造转化也好，融合创新也好，都需历经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中国文学理论恰切，就可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用，用多了，就会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的良好氛围并产生影响力，反过来也能推动文学理论的改造、转化、融合与创新。无论是经过现代化的中国古代文论，还是充分中国化的西方文论，抑或中国的现当代文论，包括刚创新的中国文论，都必须付诸文学研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与完善。首先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园地，甚至在中国文学研究园地开展研究，也要争取在国外的文学研究园地和交流场合推出，积极奉行“送去主义”，当然要用对方能听得懂的话语，还要尽力用对方可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变成自说自话的独角戏。

只要长期不懈地一手积极抓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一手积极抓中国文学理论的外国文学研究实践，中国文论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就一定会跻身世界外国文学研究的话语场从而真正走向世界，最终使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多极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0/1107/3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