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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趋避走向多元复兴论中国本土电影对外国(3)

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19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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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战后时期的改编(1946-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进入了解放前短暂的混沌时期。该时期在电影创作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以佐临、柯灵

四、战后时期的改编(1946-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进入了解放前短暂的混沌时期。该时期在电影创作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以佐临、柯灵、曹禺、费穆、陈白尘、李健吾等为代表的,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界的精英知识分子陆续走进了电影创作领域。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留学海外学习戏剧或电影艺术的经验,具备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创作视角和文化积淀,能够有意识地把外国文学作品搬上中国银幕,抒写战后中国饱含希望、痛楚、迷茫和抉择的时代之音。他们自觉地“反映大众生活的要求”,揭示“人生与社会的正确关系”,创作“有血有肉的、带泥土气息的”的作品。[11]改编自高尔基的舞台剧《在底层》的《夜店》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流派中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由佐临导演,柯灵编剧,1947年“文华”公司出品。影片描写了生活于上海租界的一家下等客栈“闻家店”里的一群社会下层人物的各色命运和遭遇,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展示,揭示了旧中国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城市贫民生不如死、苟延残喘的生存状态以及大革命一触即发的社会张力和社会危机。1949年佐临根据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表》以纪实性的影像风格真实再现了旧中国都市社会中以小牛、大猫和小耗子为代表的城市流浪儿无家可归、露宿街头、以乞讨或偷抢为生的悲惨生活,揭露了旧中国政府和慈善机构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丑恶与虚伪,体现了导演一贯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大量俄国的文学作品被搬上中国银幕是该时期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一大创作特色,除了佐临的《夜店》和《表》,还有李萍倩根据俄国戏剧家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舞台剧《无辜的罪人》改编的《母与子》(1947)、马徐维邦、孙敬、唐绍华等人编导的根据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改编的《春残梦断》(1947)等。

五、“十七年”时期的改编(1950-1966)

“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比较寂寥的一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走进了“全面苏化”的时代,特殊的政治形势让中国“拒绝西方电影,拒绝西方承认,形成此时中国电影独特的视听现象”[12],“从创作方法到美学思想,从发行放映体制到管理体制”[12],中国电影开始全面接受苏联的影响。这种冷战思维指引下的单边开放、向西封闭的电影创作思路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电影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与前几个时期相比,该时期(1950—1966)的中国电影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呈现出如下两大特点:一是数量下降,二是来源单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发动之前的17年间(十年“文革”期间几乎没有生产根据外国文学改编的影片),中国电影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总共改编了《美国之窗》(1951)、《只不过是爱情》(1951)、《小白兔》(1954)、《以革命的名义》(1960)、《李善子》(1964)等约5部影片。这种数量上的骤减(并非意味着中国电影生产能力的下降)说明电影改编作为一种电影生产方式,其受制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非纯粹性”。改编来源的单一性体现于这些作品全部改编自苏联、波兰、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美国之窗》、《以革命的名义》和《小白兔》改编自苏联的作家作品,《只不过是爱情》改编自波兰女作家万妲?华西列夫斯卡亚的同名长篇小说,《李善子》改编自朝鲜的话剧《红色宣传员》。这从一个细微的侧面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之间的交往状态,中国电影后进入了一个单边交流、向西封闭的发展的时期。

综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跨文化改编,《美国之窗》与《以革命的名义》是两个值得关注的文本。与以往改编中主流的、将外国文学作品充分本土化的改编方法不同的是,这两部影片的改编严格地忠实于原著,创作者通过化妆、道具、场景还原的手法,让中国演员来扮演外国人物,再现了原著中的人物、空间和情节,在银幕上尽量还原了一个“异国情调”的原著时空。这种“中国人拍外国片”的改编方法可谓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例如,文华公司在制作《美国之窗》时,编导意识到化妆的效果决定了影片的成败,于是专门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化妆师陈绍周来给演员化妆。后人记述道:“(石挥)扮演美国资本家白脱勒,今天我们重看这部影片,石挥的大鼻子、深眼窝,化妆居然看不出一点破绽。”[13]在《以革命的名义》中扮演列宁的演员周正,也以其“成功地表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深沉、平和、谦虚而热情的品质”[14]而为人称道。然而比化妆和表演更重要的是充分地维护原著的“完整性”而带来的严格地“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观念。因为“再现”一个异域的文学时空与将原著充分消化吸收后“本土化”地“转译”到银幕上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对原著时空直接的“临摹”和“复现”体现了原著的“权威性”,也加强了观众观看行为的明确的“指向性”,使得译入语的观众可以高保真度地接受原著的文本意义。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619/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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