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趋避走向多元复兴论中国本土电影对外国(4)

翻译理论家佐哈尔指出：“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15]也就是说，翻译或改编的“规范”（是忠实还是背叛）要受制于被改编文本在译入语国家的文化语境中所处的地位（是中心还是边缘），而文本的地位又要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语境。由是观之，《以革命的名义》作为一个来自俄国的文本，在1960年代能够几乎以原封不动的姿态在中国的舞台和银幕上呈现，足以可见该文本彼时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所处的权威性和经典性的地位。正是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因素让《以革命的名义》打破了我国电影跨文化改编实践中主流的“拿来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改编范式，创造了改编的“一级模式”，充分维护了原著的权威状态。无论观众对用这种改编方式生产的影片的认可程度和接受效果如何，《以革命的名义》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时代产生的改编范式，具有标本意义。

六、结语

总之，纵观中国现代电影跨文化改编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基本上经历了“两高两低”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1920年代的中国早期电影在改编外国文学作品时，较少地受到了硬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和干预，从而使电影的改编能够向商业、教育、家庭、娱乐等更宽泛而多元的社会意识层面敞开，使电影改编书写呈现出更多的意义可能性，那么随着政治时局和时代氛围的转变，进入1930年代之后的中国电影的跨文化改编则更多地卷入到启蒙救亡和国族政治的主流话语中，从而使改编书写更多地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让外来文本直接袒露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中，随着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上下沉浮，接受主流政治话语的“训导”和“重写”。特别是到了“十七年”电影和文革时期，冷战思维和东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壁垒让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几乎陷入停顿，中国电影与外部文化的交往完全变成了一种单边的、闭塞的文化交往形式，相当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进入新时期之后，这种封闭发展的状态终于被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所终结，中国电影陆续创作了《血色清晨》（1990）、《庭院中的女人》（2000）、《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4）、《喜马拉雅王子》（2006）和《夜宴》（2006）等一批优秀的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这表征了中国电影重新返回到与世界主流文化交往与对话的正常的发展秩序中。中国本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史有力地说明了电影改编远非一种单纯的语言或媒介的“转译”行为，而是一种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复杂的意义生产行为。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619/5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