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问题与思考(3)

上述现象的存在和对于“理论创新”的片面理解和强调直接相关。这种片面性还导致一些研究者把进化论搬进文学研究领域，割裂传统，盲目求“新”，文学历史意识的匮乏。人文科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充实的过程。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新的未必比旧的好，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伟大作家并未过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别林斯基、泰纳、勃兰兑斯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同样也未过时，新出现的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可能取代他们的前辈。一部作品、一种理论和批评方法，只有放到整个文学传统中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新的作品和理论批评的不断加入，只能丰富传统，而不是否定与抛弃传?艾略特这位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英美“新批评”的思想先驱，曾自认为是一个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正因为他深知遵循传统的重要性。他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应当是“外部权威”，即文学本身的传?艾略特认为：“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2］（P69）如果以为新出现的作品和理论批评总是或必然会超越、颠覆、取代以往的作品和理论批评，把追踪所谓“学术前沿”视为创新，经常轻率地宣布某一“新阶段”的开始或“范式转型”，必然导致彻底丢失根基。仅就欧美文学研究而言，自古希腊以来的大量经典作家作品长期淡出研究者们的视野之外，而一些刚出现不久、成就平平、影响很小的作家，却得到了远远超出其所在国家与地区关注度的“过度阐释”，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庸俗社会学思潮的再度泛起。“庸俗社会学”是一种“起源于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把历史—文学进程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体系”［3］（P1062）。这一观点体系的基本特点是：把文学创作和经济基础、作家的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庸俗化，把文学看成社会学的“形象化的插图”。在苏联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庸俗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契，曾在《艺术社会学》（1926）一书中提出过一个一度很流行的公式：经济——阶级——阶级心理——艺术。这一思潮后来虽受到批判与否定，但其有害影响却并未被完全肃清，现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已出现这一思潮再度泛起的迹象，这显然不利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的维护与巩固。

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过分热衷，关于文学研究应当向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甚至生产领域靠拢的提倡与推行，“产学结合”在文学研究中的实施，乃至最近提出的所谓“新文科”等概念，看起来是要拓宽文学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实际上恰恰背离了文学的本质。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明确地指出：文学和哲学、宗教一样，是一种“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4］（P114）。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向来不承担解决任何具体社会问题的义务。这一真理已渐渐被遗忘，文学研究的人文科学属性正在不经意中被悄悄地改变。

如果不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任其蔓延，就有可能导致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总体水平的下降。不妨说，这种下降的趋势已经苗头初露。它体现在真正优秀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偏少，真正出色的期刊论文比例偏低，在经典作家和各国断代文学研究领域真正拥有国际发言权的专家为数不多，后续力量明显不足，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经出现。这就把如何设法改变这种局面的问题提到了学界面前。

三、追根溯源，推动外国文学研究的振兴与繁荣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的这些问题，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去回溯一下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某些基本理念。事实上，今天我们在面对文学、谈论文学、进行文学研究时，往往忽略了一些观念层面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韦勒克与沃伦明确指出：文学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是“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不能把文学、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更不能用非文学的标准来研究和评价文学。他们认为，那种把文学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看成“就是一回事”的人们所做的，“无论如何都不是文学研究”，这样做只能导致文学研究和文明史研究两者之间差别的消失，使得“文学中引进了一些无关的准则；结果，文学的价值便只能根据与它毗邻的这一学科或那一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将文学与文明的历史混同，等于否定文学研究具有其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方法。”［5］（P10）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强调“文学本位”的观点，就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其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物，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和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究竟应当有、能够有什么样的“担当”；文学研究、批评和鉴赏的标尺，就会被其他学科领域的各种准则所取代。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模式，可以说正是韦勒克当年一再提醒人们要加以警惕和避免的现象。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