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问题与思考(4)

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和沃伦既指明了文学研究的“特定的领域”，也强调了这一研究有着“特定的方法”。文学研究方法是研究者们一直热衷于议论的话题，但是往往忘记了“方法”的两个层面，即方法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具体方法可以、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原则却具有不随时势而变动的稳定性。恩格斯关于“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4］（P186）来衡量和评价文学现象的思想，正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理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在批判卡尔·格里恩的文章《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对歌德的思想与创作的双重性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强调：“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4］（P495）在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又写道：“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4］（P182）恩格斯两次以相同的表述所强调的，实际上是衡量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既然是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把握方式，显示出创作者一定的艺术个性，这就内在地规定了对它的阐释不能离开美学的观点；文学生产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往往从某种角度、在某一层面上关联着特定的思想理念，文学生产者和接受者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讨论不能抛开历史的观点。

如果了解俄国文学批评史，就不难发现19世纪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别林斯基也曾大力主张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他认为，不必把批评分门别类，一切批评都既要涉及美学，也要涉及历史，且应以“美学的批评”为第一要务。他还强调：艺术形式“不应该是表达观念的外部手段，却必须是感性显现中的观念本身”［6］（P201）。遗憾的是，别林斯基的这些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遥相呼应的鲜明见解，如今同样也已被热衷于“方法创新”的人们所遗忘。

关于文学批评的任务和具体方法，别林斯基认为：“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点，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只能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解相适应的）；后者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作者作一比较。”［7］（P175）在他看来，批评的任务就是要确定、指明作家作品的特点和“位置”。所谓指出作家作品“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就是要确定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谓发现特点，就是要揭示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这篇长文中，别林斯基对什么是“创作个性”以及“捕捉”这种“创作个性”的重要性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不管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多种多样,都有着一种共同的面貌,这些作品只打上他的个性的独特印记……因而，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应当在他的作品的无穷多样性中捕捉其个性的秘密,也就是他的灵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仅仅属于他一个人……而由于个性是创作活动的活的和直接的源泉，那么诗人的全部创作就应当打上统一的精神印记，充满统一的激情。正是这种在诗人创作活动的整体中呈现出来的激情，是理解他的个性与诗的钥匙。批评家的第一件事，首要任务，就是要看透他着手阐释与评论的诗人的作品的激情。［8］（P327-337）

别林斯基这里的论述，以简洁的形式回答了关于批评的目的任务、方法途径等根本问题，指明了批评所应力求解开的“纽结”之所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位批评家本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正因为他始终坚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始终把“美学的批评”作为第一要务，在批评实践中一以贯之地注意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确定作家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他才以其纤敏的美学眼光准确地揭示了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赫尔岑等作家的艺术独创性，以文学史家的远见为俄国文学首先发现了莱蒙托夫、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诸多作家，预言了他们的创作方向和发展前景。遗憾的是，像别林斯基这样出色的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现今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已很难出现。很少能够找到像他这样的拥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敏锐的艺术鉴赏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广泛影响的批评家和研究者，而且这种状况想必还会延续。思考这种现象以及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不免会追溯到国内高校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在目前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通常开设的课程有“外国文学史”和“西方文论”两大板块，而较少开设“西方文学批评史”“外国文学批评经典选读”这类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是最必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这就直接导致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大量优秀成果，包括一系列文学批评经典，长期处于研究者的接受视野之外。这也就使得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子失去了切实进行文学研究的参照，在不着边际的“提高理论水平”的抽象建议和“理论创新”的影响下，只能把目光对准被吵得轰轰烈烈的各种非文学理论。于是，文学研究和论文写作就变成了各种新术语、新概念、新套路的移植和套用，年轻学子更是陷入“理论基础薄弱”的困惑、纠结甚至恐惧之中，感到无所适从。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