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和国别与区域的交叉研究国情研究专家(2)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需要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定义说起。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简介》是这样定义的：“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2013：51）在这个定义中，国别与区域研究无论是借助的理论和方法，还是探讨的问题，似乎都与语言文学关系不大，那么，为什么将其列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中呢？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定义里，提到了借用的理论和方法，提到了探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规定以什么为研究对象（objects）。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既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自然包括外国语言和文学。这一点从定义中的“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也可看出。在借助的理论和方法中就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且又提倡与这些学科交叉和渗透，这就说明这里所说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并不完全是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而是包括外国语言文学的交叉研究。在外交上，当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某国的时候，我们会说要“听其言，观其行”，由此足见语言文学研究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所占的比重。

鉴于语言学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视角，我们在这里集中讨论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不解之缘。文学即人学，文学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学研究所借助的理论不仅包括语言学、美学等，也包括上文所列国别与区域研究定义中所借助的理论和方法，其探讨的问题也可以涉及上文所列国别与区域研究定义中所述问题。这样的研究既可以通过将作家思想和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也可以将文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文本的研究和分析。关于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关联性，单谈外国文学界的观点，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听听外国文学界以外的专家的观点似乎很有必要，而从与国情研究关联密切的专家的视角来加以考察，则更有说服力和启发意义。

二、情报分析专家看外国文学和国别与区域的交叉研究

文学与国别研究的亲缘关系从跨界的情报分析专家的著作里可以得到印证。情报分析既与文学批评相似，是一种有特别目的的批判性阅读，往往也是一种国情研究。美国联合军事情报学院的杰弗里·怀特（Jeffrey White）所著的《莎士比亚对于情报分析者的意义：文学与情报》（以下简称《文学与情报》）是一部少有的论及文学与情报分析关系的著作。这部著作以莎士比亚作品分析为例，提出了不少关于文学及文学研究之于情报分析意义的见解。从内容上来说，怀特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关于重大问题的描写值得情报分析界注意。马克斯·格罗斯（Max Gross）在这部著作的序中总结道：“莎士比亚的兴趣点在很多方面与情报分析人员日思夜想的事件相重合：政变（《理查德二世》）、政治暗杀（《裘里斯·凯撒》）、内战和国际战争（《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等）、政治独裁（《理查德三世》）、政治/军事领袖的性格与领导方式（以上所有作品都有所涉及）等。”（Gross 2003：v）这对从外国文学入手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者来说，主要的启示似乎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应当注意研判研究对象所蕴含意义与咨询意义的相关性，注意选取具有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有益深化国别与区域研究意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揭示国别与区域重大问题；所做分析当于对外政策决策或者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于情报分析专家来说，他们或许认为只有涉及政治、军事事件和领袖人物的作品才有情报价值，才值得研究。实际上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而言，蕴含有用信息的作品很多。帕特里克·帕伦德（Patrick Parrender）在《国家与小说》的开篇写道：“英国小说——像法国小说、俄国小说和美国小说一样——在全世界都有读者，这些小说能表达并帮助界定某一国家的特性是吸引读者阅读的部分原因。小说的叙事给我们提供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内幕，正如小说叙事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于自身的个人经历一样。”（Parrender 2006： 1）

另外，《文学与情报》对莎士比亚作品揭示人性之深刻大加赞赏，并充分肯定了了解人性本质（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在不同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对于情报分析的重要意义：“情报分析往往被界定为基于少量证据进行可信性预判的‘艺术’，而理解人性本质，特别是其在与我们迥异的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对于弥补证据不足扮演着十分重要的（a most important）角色。”（Gross 2003：vi）理解人性本质在语言对象国文化中的运作方式显然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核心课题。不过，人性本质是个深层次的问题，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诸方面可能都意识不到，遑论其在特定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因为概念是在意识基础上形成的，意识不到的东西则形不成概念，因此概念性语言（propositional language）对其呈现无能为力。苏珊·朗格（Sussane Langer）认为，艺术可以将感情客体化，是揭示无意识内涵的重要手段。她将符号（symbols）分为两类：一类是话语符号（discursive symbols），一类是表现符号（presentational symbols）。艺术符号属于后者，它能以抽象的方式表现或曰呈现人类情感，如朗格给艺术下定义时所说：“艺术是创造能够象征人类情感的形式的过程。”（Langer 1953：40）朗格关于艺术可以象征情感的论述与弗洛伊德关于梦可以揭示无意识的论述相仿。在讲到艺术呈现情感时，朗格也借重梦的类比。她的学生亚瑟·丹图（Arthur Danto）写道：“借鉴笛卡尔和柏拉图的观点，我想将艺术定义为‘清醒时做的梦’。梦是由形象组成的，而且是梦的世界里的事物形象。”（Danto 2013：48-49）在朗格看来，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作品，尽管是以语言为材料构成的，但却不为话语逻辑所局限，这一事实使文学的解析与所有其他艺术类别的解析相似”（Innis 2009：98）。作为情报分析专家，怀特认识到文学作为艺术对于人性本质及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运作方式具有深度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从不同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得出了与朗格相似的见解。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524/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