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和国别与区域的交叉研究国情研究专家(5)

图2 战略文化与语言特征的关系

至于象征分析，它原本就是文学分析的方法。“象征即人们用来指代意义的任何物事，这些物事本身并不具备或从中看不出所指代的意义。可以说，任何物事都可以是象征：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姿态、一个事件、一个人、一个地方或者一样东西。当人们赋予其意义、价值或意思的时候，这一物事便变成了象征。”约翰斯顿所使用的定义，爱尔德（）和科布（R.W.Cobb）在其著作《象征的政治用途》（1983）中采用过，迪特默（）在其文章《政治文化与政治象征》（1977）中亦采用过。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广义上的象征的定义，也似乎是政治学家喜欢引用的定义。落实到战略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自然会重视象征对于战略文化的反映，比如反映某战略群体对于“武力在人类事务中的角色、某些战略的效能及其衡量等”的观点（cf.ibid.：51）。

文学研究视角下的象征定义会加上象征的文学意义，比如，象征可以使故事、诗歌或其他创作作品增加多个意义层面，作者可以通过象征在叙事中传递多层面的观念或信息等。文学的视角强调象征的多层意义，关注象征意义的多元性。也许恰是这种意义的多元性才使得文学作品引人入胜，因为文学语言给读者留下较大空间，允许读者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填充进这一空间，形成个性化强的阅读体验。但是在战略文化研究中，象征既提示研究者要注意文本意义的延伸性，又必须提供较为确切的战略文化意义。这就使得战略文化研究者对象征的战略文化研究意义充满狐疑。他们注意到象征意义随时空迁移所带来的多元性及其给战略文化研究带来的困难（Kertzer 1988：67-69），但是迪特默等仍然相信 “有的象征可以暗示某种行为选项资源或行为选项方案，甚或揭示 ‘确切的行为模式’”（qtd.in Johnston 1995： 51）。

在实际分析中，约翰斯顿采用的是广义的象征，对中国兵书中隐喻、类比等修辞手段应用进行了分析。如在分析《司马法》中的文武关系时，约翰斯顿关注到了两种象征性表述：一是“左右”，如“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二是“本末”，如“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约翰斯顿对于文武关系的左与右象征是这样阐释的：文居右而武居左，“这其中暗含非平等关系，因为在中国古文中，‘右’为尊位，而‘左’为属下”。同理，“以仁为本”，以武为末。这类“左右”“本末”象征帮助约翰斯顿列出如下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印象：“这一文本的含义是，对于执政者来说，以用本为佳，用末其次。这与孔孟之道相似，即战争是最后的选项。”（Johnston 1995：77）但是，美国的战略文化研究具有实用性。这种实用性在于质疑中国“重文轻武”的例外论。约翰斯顿用“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之类表述，称中国战略文化中的“重文轻武”是随时间变迁的。他的结论是：“总之，如同《吴子兵法》，《司马法》所得出的论点和隐喻或类比教训所证明的似乎不是孔孟不屑于用暴力确保国家安全的观点。相反，它们隐含一种对于应用武力克敌制胜、维护政治现状的强烈信心。”（ibid.：79）对于这样一种观点，约翰斯顿的论述单薄，呈现出巨大的跳跃性，且对《司马法》中“三王执政”的不同手段理解也有谬误，从中可感受到美国对中国战略文化研究的强烈实用性倾向。

五、结语

关于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交叉问题，国外的情报分析专家、国际关系理论专家和战略文化研究专家均有所论述。对这些论述加以分析，似可得出三个观点：一是对外国文学研究可否参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二是外国文学研究介入国别与区域研究至少有内容研究和方法延伸两条路径；三是外国文学内容和方法研究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可以扮演独到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外国文学学者开展外国文学和国别与区域的交叉研究应有启发意义。

另外，从外国的部分外国语言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看，他们不仅从事外国语言文学和国别与区域的交叉研究，而且也直接开展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于正在探索发挥外语优势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努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路径的我国外语学者来说，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选项。

Danto， Art Is[M].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524/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