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与神话历史研究关于中国文学人类学四(5)

李川我很认可提出“四重证据法”的意义，对它不完全赞同，但有同情之理解。我不赞同“四重证据法”过分强调物证、贬斥文本的非文字主张。我始终坚持早期中国问题是镶嵌在整个传统中国的问题之中，其本源是以“六经”为核心的斯文道脉，天地之蕴尽在于兹。前文字时代、无文字社会的资料可与之相辅相成，却难以离析，更不能厚此而薄彼。以非文字和地下材料“互证”、纠错传世文献并不具备合理性，它们之间并无本质差异。我赞同“四重证据法”的提法，因为这是“二重证据法”真正的精神嫡嗣，具备陈寅恪所归纳的“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等方法。“地下实物”并不等同于“新材料”，而是一般性的考古资料。实物与文字能够互证是因为其直观性，那种只有文字与文字方可互证的主张并不可取。反对者或认为，没有文字则对实物的解释具有或然性，但这样的情况也完全是文字材料所面临的困境。文字材料亦不能避免歧义性，出土文献更是如此，对文字的理解也是一种“阐释”，作为“证据”而言，文字并不一定比实物具有确定性，厚文字而薄实物的态度殊不足取。

韩鼎也就是说，李川不认为“物证”必然优先，更强调物与文字的共生性。然而无法否认，从时间上看，文字确实晚于物的出现，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呢？不管怎样强调“四重证据法”的整体性，我都坚持认为，对早期中国的研究应以“物”为基础，第四重证据才是直接来自所论时代的实物，而其他证据可能与之已有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时代差异。比如，不能仅从第一重（即文献）入手重构历史“应有的”发展体系，忽视考古证据链所体现的事实。从文献和民俗学材料，即从第三重证据来认识早期历史，其实是加了“期待视野”，若带着这种“期待”去“寻觅”考古证据，同样很容易忽视考古证据自身所属的证据链。将器物放在其考古语境中来认识，往往会得出与第一重、第三重证据“烛照”看到的不同的结论。因此，应该权衡各重证据作为论据的效力优先级。作为考古学者，我仍主张用更加规范的学科工具来解决问题。

谭佳如果“四重证据法”一味强调“物”优先，强调文字叙事的不可靠，寄希望于用“物”来自证，那么同样研究物质文化的考古学人当然会从自身学科范式提出诸多方法论质疑。同理，作为考古学者，韩鼎也很难理解李川对文字叙事的倚重。对此，我们需要不断自识和反思：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为什么强调“物”？我们必须看到方法论背后的理论诉求。

三、方法何为：走进中国式神话历史

谭佳我先介绍什么是中国式神话历史。作为固定搭配，“神话历史”（Mythhistory）一词在国外早有使用，例如1985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美国历史协会第一百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演讲。1990年，唐纳德·凯利（Donald R.Kelley）在论文《兰克时代的神话历史》中使用该词。影响最大的是以色列学者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的专著《神话历史——一种现代史学的生成》。在这些论著中，“神话历史”的提出都直接受新史学潮流和解构主义影响，强调历史叙事的修辞性与不确定性，以及神话中可能含有的真实性。我们提出中国式神话历史，除受此影响，更是基于对中国神话学的层层剥离与反思。不妨借用在工作坊上，艾兰教授所强调的中西神话差异来概括：神话是古希腊与古罗马传统的核心，我们不应该奢望古代中国有希腊意义上的神话。中国人没有为神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关于神话与历史很难做出区别。许多学者（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都一样），却用以欧洲和近东为根据发展出来的一般性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艾兰教授的观点已经说明，研究早期中国不能将神话与历史分离、对立，而是要综合起来讨论。换言之，中国的历史叙事本身（比如经史正统所描述的三代圣人和王道），中国人对历史、祖先和圣人的崇拜构成中国最大的神话。这些年，我和中国神话学界的同人也在这方面不断讨论，可参见我主编的《神话中国：中国神话学的反思与开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学人类学对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推进，其重要成果是推出“神话历史丛书”（南方日报出版社）。“神话历史”概念和这套丛书不再执念于“神话”与“历史”的对应而排斥前者，重在探索“神话”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功能，在不同文本中的潜在的观念约束力量。继而，我们又推出“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基于国际国内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神话学者的“失声”状态，这套丛书既有学术史反思，又有对器物、图像、文献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从神话观念与信仰角度解释中华文明起源及其特征的可能，代表了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新高度。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