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与神话历史研究关于中国文学人类学四(7)

李川叶舒宪在工作坊中曾介绍“玉石之路”，其研究是要做大量田野调研和玉料标本的采样工作，用以厘清“玉石之路”的年代和地理线索。他认为，这是自周穆王西游昆仑和张骞通西域以来，一直没有学者去做的领域。我们不妨追问，为何一直没有学者去做？也许是因为要到达研究目的，需要启动多学科攻关，比如矿物学、地理学、分子人类学等，这种有一分材料出一点见解的实证研究非常困难。而我认为目前的“玉石之路”研究没有集合如此多的领域也没有完全诉诸实证研究。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有大量对玉文化功能、古人文化心理、神话思维等问题的探讨，尤其是一再用原型理论来强调“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对此，我想问问，采用“原型”的研究策略是否反而弱化了“玉石之路”的宏大旨趣？

谭佳将实物（“玉”）作为文化原型，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中国文学人类学较完满地完成了原型理论的本土文化嫁接工作。比如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把文化现象做结构化处理，从逻辑上把文化作为能被分析的文本。但从讨论玉文化开始，也把所有说不清的、非现代科学理性现象称为“神话”，并把早期器物称为原型或原型编码，那么这些文物或图像的原型又是什么？我认为过分强调具体器物是整体文化的原型是危险的。“原型”（archetype）出自希腊文。“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typos”意为形式，柏拉图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指事物的理念本源。荣格从心理学提出“神话原型”，指人类世代相传的典型心理经验。叶舒宪在列维- 施特劳斯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弗莱的原型观，通过神话探寻文化文本的原型结构。但是，若执着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实物，那就既不是荣格的原型心理，也不是弗莱的文学模式，某种程度上，也背离了文学人类学之前对文化结构的讨论，并弱化了“物”背后更为复杂的理论演绎可能。值得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相继提出“文化大传统”“文化文本”等命题，强调相对于后代的一切文本（不论是语言文字的还是非语言、非文字的），文化文本的源头期尤为重要。就中国情况而言，旧石器时代的符号材料十分稀少，因而暂且侧重研究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时段。一个古老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现象（礼乐制度、天人合一和圣人崇拜等）在先于文字符号的更早年代有表征，这就必然要诉诸考古学和史前史的全新知识领域。至于用“原型”还是其他命题去撬动这个全新知识领域，值得我们去探索，这也是文学人类学必须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意义所在。

李川我赞同谭佳的说法。玉文化与后世文化的关系，从根本上看是通过研究“物”去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承转合。所以，与其选择用实物倾向的“原型”去囊括，我更倾向从汉字思维的独特性去看待物象之辨、文字与器物之关系。前文字时代是一个“惟恍惟惚……其中有物”的“观象”时代。以器物象征和寓意为“言说”方式的早期玉文化（或称为“玉礼制”），为何能与汉字和文献享有同样的表征意义？这与汉字的形成、与最早的文本叙事特点有根本关系。饶宗颐指出汉字的书写特质是：“汉字源于图画，始终一脉相承，没有间断；文字主要还是表意，辅以声符表音……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184页）汉字书写体系实际上是以取象为根底、以表意为趋向、以表声为辅弼的一套全息文字系统。所以，“四重证据法”不应是纯粹的“物质文化”研究。物、象与文字之间，有多重关联与张力，以玉为代表的物研究是在探寻一种新的表达意义的系统。诚恳讲，目前也只有中国文学人类学将“玉器时代”——这种独特的文明现象与后世文献叙事、礼乐文明、政治制度、文艺观念等进行了全面衔接和前所未有的勾勒。

韩鼎筚路蓝缕之路必然充满荆棘，我对文学人类学的各位前辈和同道表示由衷钦佩。尤其听到叶舒宪在工作坊上呼吁：“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可以专指中国文明发生的特色路径，这一定不是任何外来理论所能预设和洞见的，一定要从完全接地气的本土材料出发，特别是以往所不知的考古新材料。”这种当代学者的使命与担当意识令人肃然起敬。因此，我也坦言疑惑所在。考古学者许宏在工作坊题为“考古学参与传说时代探索的有效性”的演讲中强调：“考古学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相比于考古学人清楚的自我定位与前瞻，文学人类学的自我定位究竟是什么？其实，直到这次二位介绍了“神话历史”后，我才基本明白。然而，我还是为其方法论担忧，原因如下：第一，将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相关联的理由和原则是什么？第二，如何才能证明神话传说是自有渊源还是后人臆造？第三，如果研究的前提仅是研究者自我认定的假设，那如何看待建构在这一假设之上的所有论述的可靠性？我认为这些操作中的陷阱与学科的扩张、交叉有关。当文学人类学走出文学、文献的范式，甚至已超越人类学材料的局限性时，它尝试结合实物证据来探索早期历史，前瞻可贵，勇气可嘉，但方法论可能并不完全妥当。当然，这也是开拓新领域必然伴随的过程，我相信随着理论与个案的不断深入，方法论一定会日趋完善，从而进一步推进文学人类学对早期中国的研究。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