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与神话历史研究关于中国文学人类学四(8)

谭佳韩鼎的质疑充分说明，在不断探索中，如果过度否定文本研究，过于依赖物质文化研究，那么“文学”的学科优势就从名义上被“浪费”了（虽然在实际研究中仍发挥着很大作用），并把文学人类学自身纳入与研究物质文化的考古学，以及“他者”问题的人类学相等同的话语逻辑中。相比于文史哲的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范式并不见得能更妥善地解决中华之所以为中华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中国文学和经史传统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内核，无法简单用纯物质文化和田野调查来阐释。研究几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华文明之精神与价值承传、文献的修辞与意义等问题，并不是这些学科的特长。同时，我们也承认，文学研究者往往缺乏对他者文化的内部分析（尽管有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太关注文本之外的器或物的维度。这时，文学人类学的优势与意义得以凸显。从物到文字，以观念、叙事和文艺精神为桥梁，如何衔接文明起源与后世经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道—器”之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探索中国文化渊源及经典文本的生成，这正是文学人类学理应且正在提供给学界的贡献。所以，我们在讨论方法论之利弊得失的同时，不能忽略方法背后的理论旨趣。

李川甲骨文的发现有效解决了殷商之有无问题，随着时代与学科发展，能被物证解决的问题，为何不能被积极考虑？叶舒宪强调暂时回避那些目前知识条件下还无法证明的东西，将研究者的有限精力聚焦到可以证明的东西，我很认同。正如他在工作坊的演讲中所说，“假定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的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王朝之起点，研究者依然不能只将考察的视野局限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历史时段，所以我们不妨先关注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4000年之间的中原文化发展脉络情况，尤其是有关物质文化发展谱系的知识重建，这要比纠缠不清的人物附会更重要”。有别于前人（以及相当多的今人）从传统文献中找神话来研究，“神话历史”针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理论盲区（甚至误区）调整视角，立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点，从圣物、圣人、经史、帝系话语系统中找寻中国的神话现象，探寻它们对中国社会神圣性诉求、权力意识、道德规范的决定性影响。相应地，与这些研究策略相关的新理念和研究方法呼之欲出，尽管方法论的建构有待完善，但已经是了不起的反思与开拓。

谭佳在《剑桥先秦史》“序言”中，汉学家鲁惟一和夏含夷将考古发现引起的中国史学的改变称之为“新信息的浪潮”，他们认为“这个新信息的浪潮使我们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贯通地对这些新证据和传统文献做出一些公认的诠释”（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这段文字发表于1999年，二十来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就是一种“贯通”的诠释尝试，其得失利弊关系着我们不断调整走进早期中国研究的姿态与方法。跨学科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对其他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具备与该领域学者同样的水准，所以，“跨学科”也很容易沦为对相关学科成果的简单采用，或对概念的单向套用，最后规避或减损了跨学科所蕴藏的丰富的问题意识。在欧美学界，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医疗人类学等跨学科发展不同，它并未引发太大的学术效应，在中国却呈现出独有的蓬勃发展景象，这正与它有效介入了中国文化研究，尤其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取得诸多突破有莫大关系。文学人类学不是简单的文学与人类学的融合，它是志在有全新理论建树与方法论构建的人文的领域，它是一个丰富立体的群像，与之相关的学人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我相信，这次讨论对于反思我们各自的学科，以及在未来更好地进行研究都非常有帮助。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网址: http://www.wgwx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74.html